王西华老师於2014年10月15日仙逝於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。他终身服务於台大农化系，培育学生无数，尤其在灵芝产业发展方面贡献卓着。老师过世後，学长学弟们一起聊天，大家都会说出改变他们一生命运最重要的人就是王老师。我也是其中之一。

文／苏庆华

◎本文原载於2014年《健康灵芝》第65期 41～42页

1981年8月17日王西华教授（中）与师母（左）、清水大典教授（右）

於十和田湖「熊出没」的告示牌前合影。（摄影／苏庆华）

王西华老师於2014年10月15日仙逝於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，让他的家人及众多学生留下许多怀念与感恩。他终身服务於台大农化系，主持应用微生物研究室数十载，培育学生无数，对国内微生物之研究，尤其在灵芝产业发展方面，贡献卓着。

身为王老师最亲近的学生之一，虽然过去曾在专栏中描写王老师的事蹟（详见《健康灵芝》58期， 6～8页），但都是以灵芝研究为主轴所做的叙述。跟着王老师这麽多年，还是有许多只有少数人知道的故事，可以和大家分享。

「这个我不懂，你要自己做喔！」

记得1981年春天，我带着些许落魄的心情回来找王老师。过去好几年我都没有做有关自己本行的事情，而是在一家染料合成工厂奋斗，但终因国内原料成本高涨，这家工厂决定转往大陆发展。这段期间，我也常受到老师的呼唤，回到实验室帮忙处理一些例如显微镜看不清楚、如何分离单一真菌孢子等问题；工厂需要帮手，王老师也会帮忙介绍毕业生。

但是这一次，我决定重新回到学校念博士班，找回自己最感兴趣的事物，心中难免忐忑。当然，王老师很直接地问我对论文题目的构想，我当时就提出一个挑战性的主题──冬虫夏草。他听了眼睛一亮，但马上说：「这个我不懂，你要自己做喔！」

这就是王老师，对新的研究主题从不排斥，也永远充满兴趣，并且让学生放手去做。当年全世界研究冬虫夏草的研究者可谓屈指可数，王老师自认不懂也是应该的。

我於是满怀高兴开始蒐集文献。在没有网路的年代，一切都要从图书馆开始。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，在中研院植物所的图书馆把所有的文献找齐，并「节落库斯」成册（当时我们用的影印机叫Xerox，所以王老师都用日语发音的「节落库斯」取代「影印」二字，做学生的我们也跟着仿效），发现西方的研究都集中在北虫草（Cordyceps militaris，或叫蛹虫草）所产生的「虫草素（cordycepin）」的药理机转，而真正做采集、分类及生物学研究的，只有日本的小林义雄教授独占鳌头。

在向王老师汇报後，他立即决定带我到日本找小林老师学习如何采集标本。小林教授已从教职退休，住在东京附近青叶县一栋很温馨的和式住宅，刚好王师母的大哥黄进兴先生是当时驻日经济组组长，他很快联络到小林教授，於是这趟「虫草学习之旅」就在1981年 8 月11日起程。

我和王师母从台北出发，王老师则是先去美国开会，再到东京成田机场与我们会合。次日一早，坐着驻日代表处的宾士车，好不容易找到小林教授的住处，终於见到终身从事虫草分类学的大师。

身躯瘦小的小林教授说话和缓而稍显中气不足，王老师以流利的日语与其沟通後，小林教授说他已经退休，不再从事田野采集，但他的学生，同时也是同事的清水大典老师，正在青森县十和田湖畔的原始林采集，可能的话，我们可以立即与他会合。

我们很感谢小林教授的协助，想请他吃大餐。小林教授表示时季已近中元节（日本叫做「盆祭」），日本习俗就是吃烤鳗鱼饭，所以这次的会面就在享用鳗鱼饭的愉快气氛中结束了。

接下来，驻日办事处很快安排我们到十和田湖的行程，但由於日本中元节是返乡的大日子，所有飞机和新干线全都客满，王老师、王师母和我三个人只买到一般的火车票（相当於台铁自强号），从东京到青森要花八个小时，王老师却也甘之如饴。

我们一行人就这样摇摇晃晃到了青森市住上一晚，再坐巴士到湖畔的民宿与清水老师会合。十和田湖就像日月潭一样是个美丽而自然的淡水湖，大约是日月潭的八倍大，周边的森林蕴藏许多昆虫和菌类，很适合作为练习采集和发现新种虫草的地点。

我们三人就在附近民宿住了下来，开始接受清水大典老师的密集训练。每天行程如下：清晨5：00起床早餐，7：00出发采集，12：00午餐（只有包一个腌梅子的饭团），17：00收工，18：00～22：00晚餐（教学及聊天，喝酒为主），22：00～24：00单独教学（只有我留下，老师及师母休息），24：00以後整理标本。

如此按表操课了一个星期，过程虽然有点辛苦，却让我很快掌握到窍门，回台湾以後可以独立作战。或许王老师并不认为自己会亲身下去做采集的工作，但他却一直在学习不同领域的事物，最重要的是王老师很愿意给学生创造机会。如果不是王老师刻意安排这次学习之旅，我也不可能於三年後在溪头找到一个新的菌属──植生虫草 （Phytocordyceps）， 并顺利取得博士学位。

与小林义雄教授惺惺相惜

这次旅程之後，小林教授成为王老师的好朋友，小林教授终身未婚，退休後一人居住，经常买张机票便到台湾自由行，而且每次访台都会到王老师的实验室来，我则是负责开车接送或假日带他去郊游。

十年过去了，我已经在台北医大工作一段时间，有一天王老师打电给我，说小林教授来台湾并且住在老师家里。我正感到纳闷，怎麽会住到王老师家，原来小林这次来台後突然罹患失忆症，身上只有护照，连下榻的旅馆也想不起来，被人送到警察局。外事警察询问他在台湾有无亲友，他好不容易想出「台湾大学的王先生」，於是警察就打电话给所有可能受过日本教育的王姓老师们，终於连络上王老师。

王老师二话不说，赶快把失忆的小林教授接回家，终究不可能让他一个人住旅馆，同时也与他在日本的学生连系，并帮他买机票。在这段等待回国的期间，由於王老师有一个晚宴聚会全家都要出门，要我帮忙带小林教授出去吃晚餐，我这才知道这件事情。

後来，王老师也请我送小林教授到桃园机场，并交代航空公司对他妥善照顾，这也是我最後一次看到小林教授。据我所知，王老师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这段故事。几年後，王老师在日本中风，病得很重，也同样受到日本友人很好的照顾，我想这是王老师的福报。

老师过世後，学长学弟们一起聊天，大家都会说出改变他们一生命运最重要的人就是王老师。我也是其中之一。